当语文学科遭遇算法时代 ——从2018年一道高

0引言

2018年高考全国Ⅱ卷的作文题一出，即引发大量关注，它受到的好评之多是近年来少见的。不同于以往，还有许多媒体相继刊文为这道考题做注解，阐明它背后的一条叫作“幸存者偏差”的原理。这种情形在人们关注高考作文的过程中也不多见。这一现象实质上是近年来知识界逐渐流行起来的一种风尚的反映。具体来说，就是对于更为专门化的、更依赖于实证和严谨的逻辑推论知识的推崇。这种风尚当然也反映在人们对于教育改革的期待之中。中小学语文教育向来是公众关注的热点，在新风尚影响下，人们自然会对一般以感悟和情感体验为主导的语文学科有更多的反思。由于语言本身并不止于抒情和艺术创造，其更为基础的功能还在于陈述事实、进行概念推理等方面，因此，对于加强和完善语言教育的这些相关方面的呼声日渐增多。其实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小学语文学科的发展一直以来都是整个社会思想文化变迁的一个部分，存在着一条可以追溯的脉络，本文的意图就在于尝试说明语文学科所依附的思想线索，指出当下新的思想风尚向它提出的问题与挑战。

1历史的回顾

1.120世纪80年代的文科学风

笔者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谈起，因为今天语文学科的许多风格直接继承自那个年代。30多年前，伴随着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潮流，知识界兴起了一股文化热，那股热潮的思想背景是一种对社会改革、文化革新和塑造个人新人格的综观式的视角。李泽厚先生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谈到：80年代的“文化热”实际上是以文化代替政治……树立了以人性或人道主义为旗帜的新观念[1]。李先生的话部分地揭示了80年代思想的综合性特点。对大多数人来说，综观的视角意味着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论立场是含糊的，这造就了80年代特殊的文化——文学观。对于在80年代接受教育的人来说，有一种近似于文化就是文学，而文学是一切文科的精神内涵的思想倾向。1986年，刘小枫出版了一本书叫作《诗化哲学》，哲学家甘阳后来谈到这本书时说：“从北大外哲所开始到编委会，实际上我现在想起来，可以称作对现代性的诗意批判，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诗歌性的东西。小枫这本书是比较可以反映很多人讨论问题的这个域。”[2]80年代的文化热和文学热是一体的，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文艺作品塑造人物、描写社会，同哲学、心理学或是社会学探讨人性，探讨生活方式、伦理价值等主题基本上是一回事，人们关注文学的伦理价值要远远多于其艺术价值。80年代文化思维的核心载体是小说，这尤其表现在当时社会(当然主要还是城市)——从各类学校的师生到普通工矿企业的职工——对于名著有一种普遍的热情。这种风尚也常常被看作是80年代式的理想主义。

这种思维方式同样反映在中小学语文学科和高校中文系当中。人们一度认为语文和中文学业的最高境界就是理解文学，这种理解表现为能够对文艺作品所塑造的形象、表达的情感和暗示的价值做出抽象的概述。一般而言，此类概述通常被看成兼有文学、社会和伦理的意义，人们在文学分析中所说的“理解人物”“概括主题”之类，基本上都属于这个范畴。所有这些形成了一个强大传统。

1.2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思想风尚的变迁

进入90年代，知识界展开了一场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讨论，成为了时代的标志。这场讨论发端于《上海文学》1993年发表了王晓明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1993年这个年份肯定是有意义的，经历过上世纪后20年的人都会从中领悟到某种时代划分的意义。正如许多文化界人士所指出的，关于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焦虑，首先来自于经济大潮中价值观念向金钱一方的偏转。中国传统的文化人一向都是政治和伦理理想的坚定维护者，又是社会主流话语的掌控者。当各种媒体为“效益”“大款”之类的概念所占据的时候，文人就有了一种被边缘化的危机感。王朔曾调侃“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一话题：知识分子“自己不像过去那样为社会所关注，那是关注他们的视线的失落，崇拜他们的目光的失落”[3,4]。但是，作为一种自我辩护，文化人的立场未曾改变，90年代知识界所关注的人文精神，实质上同80年代的文化理想主义一脉相承。杨庆祥说：“80年代借助90年代得以重建。”[4]这真是一语中的！从对人文精神的讨论以文学发端(王晓明文)、以文学参与者为主体这一点来看，也表明90年代知识界对80年代精神特质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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